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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避孕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在10世纪的波斯,女性被告知在交配后向后跳七次或九次,把精子排出来,因为七和九是有魔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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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智本社(ID:zhibenshe0-1)

作者 | 清和,智本社社长

公元前1400年,《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8章记载:

犹大对俄南说,为了你已离世的哥哥生子立后,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这是作为弟弟的本分。

俄南知道生子也不归自己,同房的时候便将种子洒在地上。俄南的做法在耶和华眼中为恶行,耶和华便让他去死。

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体外射精避孕法的记载,也是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避孕事件。

俄南及其嫂子的遭遇,暗含了避孕、生育的各种纠葛。生育(避孕)事关宗教伦理、人口繁衍、家族延续、经济增长以及个人尊严与自由。

人类避孕史,是一部社会经济变革史。

近代,避孕套、避孕药的发明,对社会结构及经济演进的作用或许被低估。

避孕药被认为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项重大发明之一”。200名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子弹,甚至是电脑和网络对20世纪的影响力都不及这小小的药片来得强大。

一个小小的药片,换来了近代女性前所未有的“一片自由”,切断了性爱与生育的必然联系,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工作、收入、容貌、身材以及性观念,使女性可以自由掌控生育权以及性爱体验。

一个薄薄的套套,颠覆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套逻辑”,改变了人口生育率、家庭结构以及人口红利,避免了人类社会反复进入“马尔萨斯陷阱”以及丛林法则。

1. 一“江”春色:人类终于控制了生育供给

在古代,避孕可不是充满玫瑰芬芳诱惑的香艳美事,常常伴有粪便味、鱼腥味或黄鼠狼恶臭味。

古埃及女性把蜜、苏打和鳄鱼粪混成一种粘稠的东西,在性交前放入阴道。古埃及人发明的金合欢树胶“阴道栓”具有杀精避孕之功效。

公元200年,希腊妇科医生索拉努斯建议女性在经期避免同房,认为那是她们每月最容易怀孕的时候。他还建议女性性交时屏住呼吸,事后通过打喷嚏避免精子进入子宫。

在10世纪的波斯,女性被告知在性交后向后跳七次或九次,把精子排出来,因为七和九是有魔力的数字。

在中世纪的欧洲,女性被建议在性交时把黄鼠狼的睾丸系在大腿上或挂在脖子上。

古代中国女性走得是残酷的“重金属路线”,喝铅和水银以避免怀孕。公元前七世纪,古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录:“油煎水银,一日方息,空心,服如枣大一丸。”

东西方都有用鱼鳔、羊肠避孕的记载,其原理与现在的避孕套类似,只是“口感”不同。

在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武侠》中,汤唯饰演的阿玉对甄子丹饰演的唐龙说:“我去洗鱼鳔。”后者回应说:“你知道我不喜欢鱼腥味。”

16世纪初,欧洲大陆梅毒肆虐,一场“马尔萨斯式”的大屠杀似乎不可避免。这时,欧洲名医、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布里埃尔·法洛皮奥(命名了输入管、阴道、胎盘、阴蒂、颚及耳蜗)提出用亚麻布做避孕套。此后,亚麻布避孕套使用了300多年。

18世纪末,欧洲著名的大情圣、风流才子贾科莫·卡萨诺瓦在回忆录中称,他发明了子宫帽避孕法和柠檬避孕法。

在19世纪以前,人口发展的主流并不是控制人口规模,而是人口繁殖,提高生育率。避孕,只是贵族、娼妓以及预防传染病的非主流需求。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论》。马尔萨斯明确反对其父亲为代表的古典人口观,提出晚婚、禁欲等手段来控制人口增加,以避免因人口过多引发的粮食危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巨大,李嘉图、达尔文、凯恩斯、阿尔佛雷德·华莱士、威廉·佩里大主教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都是他的忠实信徒。

1801年,马尔萨斯的理论推动了英国人口普查——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有意思的是,马尔萨斯本人反对节育,但是他的追随者们笃信人口控制学说。其中弗朗西斯·普勒斯,发动了极端马尔萨斯主义运动以推动节育。

到了19世纪,在欧美国家,避孕才逐渐被人们接受,成为一种主流需求。

这时,化学材料的革新,给避孕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1844年,美国工程师查尔斯·古德伊尔为自己5年前发明的橡胶硫化申请专利,这使橡胶避孕套和橡胶子宫帽得以大批量生产。

三年后,即道光二十七年,一位没落旗人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叫张德彝。此人在同治五年时被清政府委派参加出国旅游团。他多次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等多个欧洲国家,在国外一共度过了27个年头。

在他的游历日记《航海述奇》里记载了避孕套这一新事物:“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

张德彝将避孕套称呼为“肾衣”(佩服古人智慧),说这东西可以防传染病,但总是不如赤膊上阵来得爽快。张德彝成为第一个记载西方避孕套的中国人。

橡胶避孕套发明之后,人类才真正掌握生育的控制权,性爱彻底地从被动生育、人口繁衍中解放出来。

不过,正当美国大规模生产避孕套时,一位名叫安东尼·科姆斯托克的邮政督察发起讨伐秽行的运动。由于天主教不支持避孕,认为避孕是污秽行为,讨伐秽行运动得到了不少天主教徒及民众的支持。

1873年,美国通过《科姆斯托克法》,禁止传播避孕信息,对医生也不例外。为了对抗这一法律,美国商家用心良苦,在避孕套的外包装上做“暗示”。一些妇女则寻求新的避孕措施,她们相信可口可乐(躺枪)可以杀死精子。

不过,她们通过无数次试验发现,可口可乐虽然有些苦涩但无法避孕。于是,美国妇女试图突破反淫秽法,重新夺回避孕权。

1914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桑格的女人发起了节育运动,成为了妇女节育运动先驱。桑格出生于纽约州科宁一户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家庭,排行老六。她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50岁经历第18次怀孕时,不幸去世。

母亲的去世对桑格打击很大,她认定,过度生育导致母亲死亡。在母亲的葬礼上,桑格当面质问她的爸爸:“是你才会导致这一切,妈妈的死就是因为生了太多孩子。”

此后,她成了一名护士,并终身投身于妇女节育事业。她每月推出《女反抗者》,传播节育信息,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

桑格因此被指控并逃离美国。两年后,她又回国开设了第一家计划生育诊所,但不到两星期就被迫关门。1921年后,桑格设立美国节育联盟,即后来的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

1923年5月,桑格及其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米克漂洋过来来到欧洲,悄悄地购买大量避孕膜,然后请当地裁缝将避孕膜缝到新买的精致时装里,再精心包装,塞满了八大箱子。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将避孕膜走私进美国,以推动节育运动。

1937年,执着的桑格终于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美国医学会承认节育是医生的合法业务。一年后,一名法官取消节育有伤风化的联邦禁令,但大多数州仍然保留反对节育的法律。

但实际上,开放避孕禁令的直接原因是一战。在一战开始时,美军因避孕套奇缺导致40万军人感染梅毒和淋病。美军不得不大量供应避孕套给军队使用。

同时,战争的爆发,避孕套成了一门“战争财”的生意。一战前,德国几乎生产了欧洲所有的避孕套,远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际市场。

一战期间,美国后来居上,占领了大部分避孕市场。

1919年,天然胶乳避孕套以及配套的自动生产线出现,胶乳避孕套的价格大大降低。这种更薄、更结实、无味的避孕套深受市场喜爱,快速替代了橡胶避孕套。

这是避孕史上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一战后,各国开足马力生产避孕套,德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避孕套生产国,美国主要受限于国内市场。

1929年,德国避孕套批发商——英国伦敦橡胶公司转成为生产商,推出了世界上首个润滑避孕套,这就是杜蕾斯的前身。

直到1930年代,美国政府才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障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避孕套。当时美国15个最大的避孕套制造商每天共生产150万个避孕套。

避孕套,让人类彻底掌控生育的数量及周期。人类第一次将生育与性爱分离,不再被无休无止的生育所绑架。

一方面,人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不用担心怀孕。

在避孕套发明之前,性爱的怀孕概率,是人类无法掌控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项不确定性的高风险运动。

有了避孕套,这一运动变得更加可控,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类性福感。如此,人类第一次大胆尽情享受一江春水的快感。

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有计划地安排生育的数量及时间。

避孕套的发明,最直接的结果是促使人类的生育率下降。在1800年,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妇女通常会生育7次,但是1900年的平均水平降到了3.5次。

控制了人口的无序供给,人类才能避免反复陷入“马尔萨斯陷阱”。

2. 一“片”自由:女权主义浪潮大规模兴起

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避孕技术又发生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而这次的推动者正是节育运动先驱玛格丽特·桑格。

桑格利用美国节育联合会推广节育理念,同时推动节育诊所的开设。大萧条期间,推迟生育成为度过难关的重要办法,一些家庭选择避孕或节育。

到了1942年,节育诊所已从1930年的55家扩张到了800家。到了50年代,美国人用于避孕的费用每年估计达2亿美元,避孕套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避孕方式。

1953年的《时代》周刊报道:“尽管处在暗中,避孕药具买卖已经成了一项大生意。如今有超过300家制造商从事这个行业……三家‘女性清洁用品’制造商去年仅在普通杂志上就花掉25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

1950年,已经72岁高龄的桑格似乎并不满足,她试图最后放手一搏,将避孕的主动权从男人手上转移到女人手上。于是,她决定改进避孕方法,找到阿斯匹林那样服用简便的“神奇药片”。

同年10月,在纽约的一次晚宴上,桑格被介绍给辛特克斯制药公司研究部副主任格雷戈里·平克斯,恳求后者继续未竟之业。平克斯曾在1931年宣称对兔子进行体外受精获得成功,因而声名远扬。然而他被全美媒体讨伐——亵渎生命,哈佛大学因此辞退了平克斯。

平克斯告诉桑格,用激素或许有希望,不过他需要大笔研发资金。桑格从生育联合会中争取了一小笔资金,资助平克斯开展避孕药研究。

平克斯的做法是往实验室动物体内注入激素黄体酮抑制排卵,从而防止怀孕。黄体酮是由美国药剂师拉塞尔·马克从野生甜薯提取出来的。

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克斯就从兔子和老鼠的实验中证实,黄体酮具有防止排卵的功效。但是,从小白鼠到人体上,平克斯还需要大量的论证,包括一大笔研究经费。

此时,桑格找到了与她一起并肩作战的事业伙伴——凯瑟琳·麦考密克。出生于苦难家庭的凯瑟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理科学位的第一位女性。

她嫁给了国际收割机公司的继承人斯坦利·麦考密克。结婚两年后斯坦利被查出患有精神分裂症。担心疾病遗传给下一代,凯瑟琳决定终身不生育儿女。凯瑟琳遇到桑格后,决定与后者全力投身于避孕事业。

1953年6月,78岁高龄的凯瑟琳给平克斯开出了一张4万美元的大额支票,并承诺提供所有研究经费。

项目重新启动后,平克斯在一次科学大会上遇到了一位绝佳的合作伙伴——约翰·罗森克兰兹。后者在波士顿开设了全美第一家安全期避孕法诊所,并已经将避孕药试验于女性身上。

平克斯与罗森克兰兹二人合作,借调查生殖能力之名,对美国马萨诸塞州的50名女性进行试验。这项试验虽然很成功,但他们仍然无法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之后,他们前往波多黎各、墨西哥、海地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1956年,平克斯和罗森克兰兹的研究配方:异炔诺酮-炔雌醇甲醚片(Enovid),获得了FDA的批准,成为了第一批避孕药。

由于当时美国有30个州禁止生育控制,FDA批准的Enovid上面注明的功效是治疗月经严重失调;并要求在药物包装上注明:此药会阻止排卵。

Enovid上市之后,大量美国女性以“月经失调”之名服用此药物。当时,人们给了它一个模糊的名字——“那种药片”。

1959年,西尔公司向FDA提出申请,允许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FDA正式批准了这一请求。

到1965年,近650万美国女性在服用“那种药片”。同年,高等法院取消各州禁止避孕的法律(只限于已婚夫妇)。

从此之后,避孕药成为继避孕套之后又一次避孕革命。这次革命的发起者是两位令人尊重的女性桑格和凯瑟琳,受益者则是全球广大女性。

避孕药大规模上市后,女性从此掌握了生育的自主权,真正掌握了自己的身体与时间。因此,人类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女性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

目前,全世界每天超过1亿女性正在服用口服避孕药。西方国家的使用比例高达30%~50%,90%的瑞典女性一生中使用过口服避孕药,88.9%的德国年轻女性使用过口服避孕药。不过,在中国口服避孕药的使用率不足3%。

避孕药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变革,并不亚于避孕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

推广避孕药的早期,正处于美国婴儿潮(Baby boom)时代。从二战后到1964年,美国诞生了7600万人,这是一波著名的婴儿潮。

这一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避孕药避免不了各种争论和非议。

当时,罗森克兰兹的儿子罗伯托·罗森克兰兹对媒体表示,自己的父亲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避孕药的发现可能对世界、社会规范产生的影响,但仍旧选择仅仅将其视作“医学进步”。

罗伯托说:“他(罗森克兰兹)不想参与‘与避孕药有关的政治’。”

但是,当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后,婴儿潮戛然而止。

图0:人类避孕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美国、英国历年生育率,来源:快易数据,智本社

1960年,美国出生率高达3.65%,这一年FDA正式批准Enovid作为避孕药出售。次年开始,生育率开始遭遇滑铁卢,一直下跌到1976年1.74%;英国则从1964年2.93%迅速下降到1977年1.69%。

在避孕药大规模上市之前,美国平均一个妇女会生育3.6个孩子,但到了70年代这个数据不足2个。

第二大变化就是女性就业率大幅度提升。

很多女性减少了生育数量,从家庭主妇转变为职业女性。

“避孕药发明出来之后,家庭结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发生明显变化,当今社会,有22%的妇女挣的钱比丈夫多。”

美国妇女总会(NOW)主席特里·奥尼尔说:“1970年,在孩子不满6岁的妈妈中,出去工作只有30%,70%的妈妈选择待在家里。而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逆转了。”

2012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玛莎·贝莉等人,围绕着“分析避孕药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做了调查研究。

这项研究的统计样本是1943~1954年出生的4300名女性。通过分析她们18~20岁之间服用避孕药的情况,以及其之后的薪水收入。

研究发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口服避孕药一度拉动女性工资增长了50%,越早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日后能获得越高的工资。到了1980~1990年,服用避孕药的女性比未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平均工资高出了8%。

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掌控生育自主权为女性带来了稳定的工作及学习时间。

三分之一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保障学业顺利完成。三分之二的样本女性因服用避孕药,没有中断职业生涯,获得了更多经验及晋升机会。

女性就业率的增加,提高了家庭收入、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地位。女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经济产值,释放了一波女性劳动力红利。

第三大变化就是“性革命”。

在电影《永恒时刻》中,女主角再次怀孕,但她已生了几个孩子了,于是决定把孩子打掉。她爬上桌子然后跳下来,反复多次,试图以此告别肚子的孩子。

这是20世纪初期欧洲的女性。虽然此时已有避孕套,但避孕与生育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处于被动的地位。

但是,避孕药出现后,女性彻底掌控了自己的身体。

五六十年代开始,掌握避孕阀门的女性展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风尚。

此时的好莱坞女星魅力四射,性感女神玛丽莲·梦露惹得全球男人痴迷陶醉。她频繁行走于娱乐、政治及社会大舞台上,前往韩战部队慰劳演出,台下荷尔蒙爆棚。她甚至向媒体抱怨,三次婚姻都无法让她知道什么叫性高潮。

女性掌握了生育“钥匙”,可以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魅力,享尽自己想要的生活。从六七十年开始,美国女性观念大开,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纵欲主义流行。

1961年美国大约有40万女性第一次性活动时就使用了避孕药。这一数据在第二年增长到了120万。1964年,《时代周刊》称避孕药正在促成第二次性革命,避孕药可以让“你的性欲得到释放”。

英国诗人菲利普·拉金在《奇迹迭出的一年》中写道:“性交始于1963年——就在查泰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之后和披头士首张唱片之前。”

避孕药使“性与生殖分离开来”,彻底释放了女性的身体与欲望,打碎了禁锢女性的现实及思想枷锁。

第四大变化就是助推女权主义运动浪潮。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欧美国家的性保守程度远比一般人想象得高。但是,随着避孕药的使用,女性在职业上、社会上开始彰显魅力。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漂亮、独立、激情以及不输给男人的职业能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女性,彻底自由了,不管是身体、财务,还是时间、思想。

在60年代,女性主义浪潮兴起,那是属于女性避孕及女权争取地位的火热年代。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女性除非获得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力,否则就不可能真正解放。”

《魔丸的诞生》一书中,这样描述当时桑格对避孕药的认知:“刚开始桑格只是将避孕视为帮助女性控制子女数的方式。而现在,她开始相信,如果能打破性与生育的必然联系,女性将获得她们无法想象的自由。婚姻将改变,男女关系将改变,家庭含义将改变,女性的就业和教育机会将改变。”

3. 一“套”逻辑:避孕改变了人类发展模式

如今的避孕方式五花八门,但依然以避孕套和避孕药为主。

这两种避孕措施,给近代社会制造了各种麻烦:

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人口和经济都进入低迷增长“陷阱”,出轨率、离婚率、不婚率增加,家庭矛盾及单亲家庭问题突出……

未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或许又会引发一场社会、经济、家庭及伦理的变革。

一个薄薄的避孕套、一片小小的避孕药,以及未来的性爱机器人,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改变暗含着一套深刻的逻辑。

避孕套,是一场经济增长方式革命,它让人类控制了生育数量,帮助人类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避孕药,是一场社会结构及女性的革命,它让女性掌控了自己的性爱、工作、地位、身体、颜值及时间,家庭结构、两性关系及社会地位发生变革。

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是一场人类繁衍及家庭伦理革命,它让人类繁衍脱离家庭制度,人口及家庭组合基于基因最优配置。

当然,技术只会改变人类的情感模式,而不会毁灭人性。

避孕套、避孕药的产生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人类掌控了人口及劳动力供给的控制权,可以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供给产能。

避孕技术的进步,避免了人口产能无序膨胀,最终导致人口产能过剩、人口矛盾突出,从而陷入“马尔萨斯陷阱”——这是从供给端解释如何跳出“马尔萨斯陷阱”。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跨越。

当年亚当·斯密、马尔萨斯都认为,随着工资的增加,人们会多生育,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实际不然,人们在两种情况下会减少生育:

一是收入短时间快速下降,或者房价、物价快速上涨,实际购买力短期下降,生育意愿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生育意愿会下降。

1970年代滞胀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收入下降,生育率在最低水平。

图1:人类避孕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1970~2018年美国住宅物业价格指数

所谓房价就是最好的避孕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房价快速上涨,一直持续到2007年,制造了一波史诗级的房产大牛市。房地产价格过高或上涨过快,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生育率。

二是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不升反降。

这个看起来与第一个相矛盾,其实不然。第一个考虑的是总成本、短期,第二个考虑的是边际效用及成本、长期。

为什么随着长期收入的增加,生育意愿会逐渐下降?

主要原因是,生育本身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生育的孩子越多,从单个孩子中获得的效用不断下降。这一点,生过二孩、三孩的父母应该体会比较深刻。

如上图多小孩的培养模式,生育越多,养育的总效用越大,但是边际效用呈现递减。

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收入增加,生育的机会成本增大。

比如职业女性,不愿意放弃高薪、职业晋升机会,选择放弃二胎或推迟生育。非职业女性,家庭收入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比如旅游、社交、学习、颜值身材的损失以及陪伴、教育孩子的时间精力。

所以,从长期来看,无论是低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随着收入的增加,生育率都会下降。这符合目前绝大部分国家的趋势。

杰拉西在他的书《避孕药的诞生》中曾说:“男人和女人只要还在造孩子,他们就一直避免生孩子。”

生育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加剧,那么经济如何持续增长?

图2:人类避孕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多孩培养模型:边际收益递减,效用总额增加

虽然多生一个孩子,效用会递减,但从总量来说,五个孩子的效用总量要大于一个孩子。那么,生一个孩子的家庭如何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一般父母选择教育好一个小孩,从小孩的成长中获得更多的幸福感、自豪感,来提高总效用。

图3:人类避孕史:一“片”自由,一“套”逻辑

单孩培养模型:边际曲线右移,效用总额增加

如上图,单孩培养模型:边际收益率及效用总额。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际效用递减,但是由于教育水平提高(技术水平发生了变化),比如小学学霸、钢琴考级,边际递减曲线会右移,将边际收益率拉高,这样效用总额反而会增加。

时间往下推移,比如考上重点高中、越来越帅,边际递减曲线再次右移,如此边际收益率会保持相对高水平,边际总额会一直增加。

只要把小孩培养好,成长性好的小孩,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满足感、幸福感,边际效用不容易递减,总效用也未必比五个小孩的少。

有些小孩的成长曲线以及父母的边际收益曲线更加陡峭,有些则可能更加平滑。

有没有生得多,还教育得好的?有,但不具有整体意义。因为整体上是不可能的,资源是有限的。

从多小孩的培养模型,到单个小孩的培养模型,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方式微观变革:数量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的转变。

避孕技术革命,人类可以控制劳动供给。随着收入的增加,受边际效用递减及机会成本递增支配,人们会选择降低劳动数量供给,提高劳动素质。

经济持续增长依靠技术进步将边际曲线右移,微观上就是人口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增加。人力资本的增加,微观上就是教育制度及技术的进步。

当然,如果收入增长缓慢,教育水平难以提升,单孩的边际曲线难以右移,当人口红利、外溢性技术红利消失后,经济可能会长期在低增长中徘徊。

所以,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根本上是收入提升,推动教育制度及技术的进步,将养育的边际收益曲线向右推移。

本质上,避孕套、避孕药,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逻辑。这套逻辑,还适用于结婚、离婚、出轨等社会行为之中。

比如,避孕药诞生后,没有意外怀孕的压力,嫖娼、出轨、婚外情的风险大大降低,效用却大幅度上升。如此容易推高离婚率。

由于女性生育减少,经济收入增加,独立性更强,离婚成本下降,离婚率可能会上升。从1960年代避孕药大规模使用开始,美国的离婚率、出轨率、婚外情几率逐渐攀升。

将来,性爱机器人及基因技术进步,同样符合这套逻辑。只是,基因技术需要相应的制度演进配合,才适合推动边际曲线右移。

参考文献:

[1] 避孕简史:人类是怎样虐待自己的子孙的,柒叔七分男人,简书;

[2] 口服避孕药的历史:女人的一场独立战争,腾讯网;

[3] 避孕药创始人辞世,感谢他给予女性的“一片”自由,敲敲格,虎嗅网;

[4] 魔丸的诞生,乔纳森·艾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吃了避孕药,就这么成了人生赢家,张小宝,观察者网;

[6] 家庭论,贝克尔,商务印书馆;

[7] 第二性,波伏瓦,上海译文出版社;

[8] 避孕,尤特,南方日报出版社;

[9] 女人的一个世纪,费尔德,新星出版社;

[10] 人口经济学 | 生娃这事,经济学家都搞错了,清和,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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