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好》：只靠一个苏明玉解决不了问题

本文来自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张之琪，编辑：何瑫

整体而言，《都挺好》带给观众的观感是：苏明玉是苏大强的反面，她是一个独立、成功、理性的年轻女性，而苏大强是一个窝囊、蛮不讲理的寄生虫。这种对比太过鲜明了，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反动，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反动；但同时，这种反动又是太过刻意的、复仇性质的，是现实中的压抑在剧作中补偿式的释放。

家庭剧，是最容易陷入套路化的剧集类型之一。而《都挺好》的大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从第一分钟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反套路。大部分国产家庭剧聚焦于婆媳矛盾，而《都挺好》一开场，就以母亲的死亡与其他家庭剧划清界限。婆媳矛盾在这部剧中，随着母亲的缺席而几乎不存在。

紧接着，《都挺好》立即将矛盾冲突放置在原生家庭的框架之中。这是大部分人不愿向人提及的核心隐私，也是很多痛苦烦恼的源头所在。它敢于拿80后的原生家庭开刀，戳破“中国式家庭”一团和气的假象，将父子、母子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算计、争斗甚至是仇恨赤裸裸地摊开在观众面前。从题材上看，这的确是一种突破，也是它吸引观众的原因。

几个主要角色的性格特征极为鲜明，尤其是姚晨扮演的苏明玉，从小遭受父母冷落，考上大学后主动和家里断绝来往，靠自己奋斗成了企业高管，如今在经济上碾压两位哥哥，母亲去世后，办葬礼、买墓地都是她一手操办，后续更是成为诸多家族麻烦的最终解决者。因此，明玉也被网友称作“升级版”的樊胜美。

但在某种程度上，明玉这一角色却不如樊胜美真实。在樊胜美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原生家庭的烙印，比如她好强、虚荣，同时非常缺乏安全感；再比如她任由父母兄弟盘剥，无法和原生家庭彻底切割，是因为她从小不受重视，取悦父母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总想着如果我对他们更好一点，他们是不是就会更爱我一点。

樊胜美与原生家庭之间不只有经济纠纷，更重要的是，与父母的相处模式，成为了她和所有人相处模式的母本，家庭不止拿走了她的钱，更决定了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怜的同时又有些可恨的樊胜美，一个想要逃离原生家庭，却被一次次拉回泥沼的弱势者。

相比之下，明玉却在逃离之路上一路逆袭。18岁就和父母切割干净，勤工俭学时遇到贵人蒙总，这个被她叫做“师父”的男人，在明玉的生活中扮演了一个替代性的父亲角色；还有她的同事柳青，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替代性的兄弟。

换言之，明玉在原生家庭之外，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家庭。她在蒙总的庇佑和柳青的帮助下，完成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逆袭。等她再次面对亲生父亲和兄弟时，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已经让他们的关系发生质变。她在苏家，几乎扮演了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当两个兄弟和父亲为了钱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到都会适时“下凡”，大手一挥说一句“这钱我出了”，一切迎刃而解。

当然，经济独立有助于一个人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这是没错。但成功是万灵药的思路，是不是太类似网络“爽文”了？

《都挺好》的剧情让我想到去年卷福主演的一部英剧《梅尔罗斯》，同样是原生家庭题材，《梅尔罗斯》讲的却是一个人如何被原生家庭毁掉的故事。这两部剧在结构上也有相似之处，都是由父母一方的突然离世揭开家庭的隐秘创痛，《梅尔罗斯》的第一集讲的就是22岁的Patrick接到父亲的死讯，前往纽约取骨灰的故事。

Patrick从小被父亲性侵，母亲袖手旁观，长大后他吸毒酗酒，私生活混乱，童年梦魇始终萦绕。故事的整体基调非常灰暗，偶尔出现的一丝希望也会被迅速扑灭。最糟的是，我们发现在Patrick自己成为父亲后，他与父亲的关系大有在他和儿子之间重演之势，糟糕的原生家庭不仅会毁掉一个人，还可能会世世代代复制、遗传下去。

Patrick这类被原生家庭毁掉的人大概是无法成为国产剧的主角的，即便是樊胜美，也只能是女主角安迪的陪衬。明玉是今天的国产剧所呼唤的“大女主”，她在剧中几乎就是一面价值观的镜子，凡与明玉有分歧者，皆有过错，皆为观众抛撒怒火的对象。这点从热搜关键词就能看出一二。

苏明成自不必说，这个处处和妹妹作对，抢夺她的资源，甚至对她施暴的哥哥几乎每天都被“骂上热搜”；在剧情前半程收获了不少好感的两位嫂子，也都因为与明玉的分歧上了热搜。二嫂在苏明成打人后替他求情，被指“人设崩塌”，大嫂则因为吐槽明玉“不是省油的灯”，而被网友骂“忘恩负义”。

联想起去年大热的《延禧攻略》中的魏璎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愈演愈烈却未必经得起推敲的现象——在“三观正”成为了评价文艺作品的一条“金线”的今天，国产剧的主角可以不是一个完整、饱满、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似乎必须是一个道德审判者，一个赏罚执行者，一个观众情绪的代言人。

但明玉真的如近期众多热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从原生家庭的泥淖中脱身而出，卸下阴影，自立自强的理想化女性吗？她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或许可以根据剧中的一些细节尝试着还原。

首先，她是长期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一直活在对明成的恐惧之中。但从父母到大哥，甚至是外人，都觉得兄妹打架是“正常”的；即便她已经成年离家、事业有成，依然要通过反复看明成的道歉视频来克服这种恐惧。

其次，在病房里和父亲苏大强对峙的一场戏里，明玉提到自己曾做过DNA检测，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父母的亲生女儿。其实一直困扰她的问题是，父母为什么不爱我，而对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解答是，我不是父母的女儿。钱虽然是衡量爱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全部，失去的练习册、生活费、房子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补回来，失去的爱却不能。

卧室被卖、升学机会被剥夺，这种外在显性的不公待遇，不是明玉年少时人生困境的本质。家暴的阴影和父爱母爱的缺失，才是原生家庭带给明玉最大的伤害，这些伤害，本质上是无法通过个人奋斗和世俗上的成功来治愈的。相反，它还能随时把你打回原形，打回那个幼小无助的孩子。

在卖老宅的一场戏中，明玉再次质问苏大强苏母到底为什么嫌弃她，苏大强不敢告诉明玉，却偷偷向明哲吐露了真相。原来苏母嫁给苏大强，只是为了苏家的城市户口。后来一度想与其离婚，和“老相好”去上海生活，就在这时发现已经怀上明玉，她因此被困在这段婚姻里，又因超生和丈夫双双被降职处分，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苏母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明玉，处处看明玉不顺眼。

这样看来，似乎苏大强和明玉都是这段婚姻的“受害者”。苏大强在妻子离世后的“作天作地”也得到了一些解释。在妻子的高压下长期忍辱求全，不仅让他养成了一种“逃避型人格”，还使得他在与人相处中所有的反应都是生物性的、应激性的，别人强势他就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遇事就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管不了”。

苏大强在大半段的剧情中，一直被塑造成一个“奇观式”的中国老人，一个被打倒了再踏上千万只脚的“父权符号”。观众对他的态度不仅是厌恶，甚至是唾弃。

但同为“受害者”的明玉，却是观众认同、代入的对象。她性格中虽然也有强势、冷漠的一面，但并没有达到令人不适和反感的程度，甚至观众有时候还觉得她太心软了，不够解恨。

这种强烈的对比反差，看上去是那么清晰确凿板上钉钉，那么容易激发观众的情感。但这或许恰恰是观看者应当警惕的地方——人性中有太多复杂混沌的地带，任何有可能将人的情绪导向爱与憎两种对立情绪的情节设置，或许都与真实的人性存在一定距离。

更丰富更细腻甚至更暧昧的部分，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尤其是当一部文艺作品带着“现实主义”的前缀时，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形就更加可疑。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抛开剧情环境，把苏明玉单独抽取出来，放置在现实环境中，相信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她身上的某些特点，男女皆是。但在剧集中，女性观众自不必说，即便是一些平日里被视为直男癌晚期且毫无改过之意的男性观众，都在为明玉击节叫好，而对苏家三位男性施以怒斥。

这是因为，对人性的评判，永远是相对的，是在具体情境里的相互比对中做出的。明玉的性格缺陷，很大程度上被苏家三个男人更极端更容易挑起观众怒火的缺陷所掩盖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她不存在缺陷，也不意味着她的缺陷应当被忽略。

实际上，剧集中的某些情节，偶尔也可以察觉到剧集创作者调和舒缓这种极端化人物设定的努力。在卖老宅的那场戏中，苏大强陷入对妻子的恐惧当中，情绪几近崩溃。按理说，明玉应当完全清楚父亲情绪失控的源头，并会对此产生同理心，因为他们同为霸道母权的受害者。但明玉在那一刻却表现得咄咄逼人，加剧父亲的崩溃，并随即拂袖离去。

在这场戏中，两人二十多集以来带给观众的情感好恶，出现了一次翻转。一直以来令人厌弃的父亲，难得一见地让人心生同情，而明玉的凶猛强势，似乎有些残忍。

这本是一个在剧作层面让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的契机，但遗憾的是，它最终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苏家三个男人一贯以来令人生厌的行为模式给淹没了。

整体而言，剧集带给观众的观感是：明玉是苏大强的反面，她是一个独立、成功、理性的年轻女性，而苏大强是一个窝囊、蛮不讲理的寄生虫。这种对比太过鲜明了，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反动，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反动；但同时，这种反动又是太过刻意的、复仇性质的，是现实中的压抑在剧作中补偿式的释放。

另一方面，剧中鲜少有对时代背景的铺陈，甚至还有不少bug。在《梅尔罗斯》里，父亲的变态、暴戾，是整个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没落之前苟延残喘的象征。而在《都挺好》里，这些本应向观众交代的时代土壤背景，却不知因为何种原因而被省略了，只能由观众调动自身阅历与知识储备自行展开串联想象。

没有一个家庭是孤岛，家庭往往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反过来说，家庭的改变也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一个明玉改变不了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问题，一个女性的个人成功，也改变不了从家庭到职场再到社会方方面面对女性的歧视和剥夺。在假装现实主义的“爽文”中，女主角个人开挂式地踏平各种难题险境，这能够帮助观看者释放缓解内心的重压与苦闷，但在情感宣泄之后，更加值得关注的真问题能否被意识到，恐怕是得打个问号。

作者简介：张之琪，清华大学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硕士，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