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咒骂互联网的理由，全是错的

　　文/关不羽

　　来源：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关不羽

　　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以来，一直受到了普遍的高度肯定，直到最近。数据隐私安全、互联网跨国企业避税等等负面广受瞩目，这一新兴科技产业似乎成了众矢之的。

　　从“拥抱互联网”到“敌视互联网”，究竟发生了什么？互联网到底创造了繁荣，还是危机？确实需要加以辨析。

　　01

　　互联网产业妨碍实体经济？

　　最受质疑的是互联网产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质疑者认为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应该对“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负责——所谓“实体经济”在这一议题的语境中指的就是工业制造业。

　　这一指责完全背离了经济学的常识。互联网技术是一种信息技术，应用于服务业，在产业经济生态中和工业制造业完全不是一个生态位，两者之间既不存在生产要素的竞争，也不存在技术上的替代。何来妨碍之说？

　　比如说，互联网电商平台的发展对传统商场产生了明显的冲击，电商平台以其便捷性、低成本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实现了人类商业模式的技术替代和升级。这个升级替代过程与工业制造业之间发生的关系，仅仅是商业渠道的改变，而且工业制造业在这一过程中直接受益。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渠道成本因此大大减少，在更开放的电商平台上获得了与大型企业更平等的竞争机会。

▲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的垄断行为作出处罚（图/网络）

　　全球工业制造业转移的“时间线”，也不支持“互联网产业妨碍实体经济”的质问。欧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业转移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蔚然成风，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受益于此。日本接棒美国成为世界大工厂，就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时互联网技术还在实验室阶段，10 年后才正式进入产业化的轨道。

　　到本世纪初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阶段，工业制造业的大转移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中国继日本之后崛起成为世界大工厂。整个工业制造业产业的转移过程长达数十年，转移的驱动力来自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开放的引力，这些和互联网产业无关。

　　反而是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为工业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者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合作关系，而不是竞争和替代的关系。电商出售商品，而不是服务器和光缆代替工厂制造商品。

　　真正造成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原因是成本激增，其中既有经济发展改变社会需求的正常因素，更主要的是高福利、高税收、过度环保等诸多政策限制的外部干预因素。

　　这些干预的利弊得失值得研究，但是因为产业经济结构此消彼长而指责互联网产业为此负责是牵强的。

　　另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产业空心化是因为互联网产业发展夺走了工业制造业的金融资源。

　　这一说法是把互联网产业在资本市场受到追捧误认为金融资源争夺。而这也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忽视了金融体系内部分工的结果。

　　金融产业的高风险部门当然青睐高增长的新兴产业，工业制造业这样成熟产业的金融服务主要是由商业银行传统贷款业务提供。工业制造业的金融指标是商业贷款利率，而不是股市的市盈率。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低利率水平已经维持了数十年之久。尤其是欧盟和日本这样没有互联网产业大规模发展的发达经济体，长期执行的 0 利率甚至负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依然难以引导资金进入工业制造业。

　　显然，问题出在了工业部门本身，而不是互联网产业对金融资源的争夺——不管互联网产业存在与否，没有人会投资无利可图的产业。比如，美国这次为了疫情大规模货币放水，资金大量在商业银行中沉淀，并没有流向无利可图的工业部门。

▲美国通货膨胀率一路走高（图/网络）

　　也正因为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制造业部门陷入了高成本、低利润、低增长的困境，才会发生产业转移，而不是因为钱都被互联网产业圈走了。谁会去投资一家明天就有可能因为环保不达标、工会要涨薪而面临倒闭的工厂呢？钱趴在账上也不会流向风险远远大于收益预期的经济部门。

　　无论有没有互联网产业，工业制造业的转移都会发生。互联网产业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是复杂的，便捷高效的信息技术服务或许加速了产业转移的进程。

　　但是，互联网个人业务的发展降低了生活成本，缓解了通胀带来的物价压力，部分抵消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对工业制造业部门是有利因素。这在生活成本指数很高的中心城市尤为显著。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产业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缓解了工业制造业转移产生的失业压力。

　　02

　　互联网产业促进就业

　　人们总是担心技术发展造成失业率攀升，然而这是一种误解。这种担心自工业革命以来反复发生，但是从未“噩梦成真”。

　　人们容易忽视一个显著的事实：新技术的替代升级消灭了一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技术的新旧替代总是伴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从而为就业市场创造了更多新岗位。

　　比如说，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发展冲击了传统媒体，但是催生了 UP 主、主播、博客写手等新媒体满足了人们更多的信息需求，也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甚至是新的职业。因此，互联网产业发展和此前的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一样，为就业率增长做出贡献。

▲近年来直播行业在国内迅速发展（图/图虫创意）

　　从美国失业率历年数据来看，互联网产业发展和失业率下降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

　　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美国经济因产业空心化、长期通胀等因素衰退。1992 年时美国失业率达到了 9.61%，逼近了 10% 的警戒线。

　　1993 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美国互联网产业进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失业率也随之逐年下降，2000 年时已经下降到 5.69%。尽管此后发生了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这场危机造成了失业率升高，到 2003 年达到峰值 8.77%，仍低于 1992 年的水平。

　　2008 年美国爆发了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次贷危机，美国的失业率再次激增。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稳定就业是再次进入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产业。2015 年，次贷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消失，但是经历了几年互联网产业高速发展，美国失业率回到了5% 左右的安全线。

　　尽管互联网产业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偏向年轻、高学历人群，无法完全消化工业制造业转移后遗留的失业问题，但是对缓解失业压力的贡献依然是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发达国家，本土互联网产业不发达的欧盟，多年来年轻人失业率远高于整体失业率，有的年份竟然高出近 10%，比美国高出近一倍，已经成了困扰经济的顽疾。

　　2018 年，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创造了近 600 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占美国就业岗位的4％。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 2018 年 12 月份美国失业率为 3.9%，如果没有互联网创造的就业岗位，失业率将会翻倍，与欧盟基本持平。

▲西班牙失业民众排队领取捐赠物资（图/视觉中国）　　

　　只看到技术发展的就业替代，而不考虑创新制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无疑是片面的观察。在工业制造业转移造成产业空心化的情况下，互联网产业提供的年轻人就业机会尤为重要的。

　　03

　　互联网促进繁荣

　　人类历史上，技术创新总是促进了繁荣，互联网技术也不例外。这是市场供需关系决定的，不存在例外的可能。

　　市场不会为无用的技术埋单。互联网技术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就是因为能够满足很多社会需求。在市场上机制下，需求提升、供需匹配的交易过程产生了效益的增长，由此激发的经济活力是繁荣之本。

　　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因为本质而言社会问题就是普遍需求无法获得相应的供给。

　　人们希望商品流通更便捷、成本更低，才有了电商产业的发展。人们希望获得更方便、更普惠的金融服务，才有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而互联网产业还创造了信息聚合、信息检索和咨询的新兴服务业，发掘并满足了人们的新需求。这些都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福祉，才有了这个产业的繁荣。

　　当然，创新总是伴随着破坏性，这是任何创新都不可避免的。

▲在“双减”政策之下，课外培训行业遭遇寒冬（图/网络）

　　每一次技术创新都是一次生产要素配置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摩擦成本”。比如受互联网新兴产业直接冲击的传统产业被解构、被重塑，引发就业岗位调整、利益格局被打破、资源重新分配等等，无疑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

　　然而，互联网技术既是这些新问题的来源，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说电商冲击了传统商场，最终不是消灭了传统商业设施，而是将其融合为线上生态的实体分支。传统商业设施的流通功能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体验服务的升级，曾经付出的成本并非没有收益。

　　破坏性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是个先破后立的过程，需要以长期发展、利弊权衡的视角去审视，而不是夸大其“破坏性”的一面。

　　任何创新都是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产生新问题，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常态。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无需过度焦虑。

　　新兴产业的发展都是市场的扩容，新的市场秩序形成前通常会有一个失序阶段，规则缺失无疑引发一定程度的混乱。对突破市场边界的风向应该予以警惕，适度的引导干预防范风险、建章立制或许是必要的，但是建立长期的市场秩序仍然应该交给市场博弈中形成，实际上也只能在市场博弈中形成。

▲2020 年 11 月 3 日，蚂蚁集团被暂缓在A股和H股上市（图/视觉中国）

　　市场博弈无时无刻都在进行，这就是新兴产业发展阶段最好的长期纠偏机制。新兴产业会在博弈、竞争中不断自我更新，最终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适度的引导有利于加速这一过程，但是用力过猛的干预只会纠枉过偏。

　　在创新领域试图充当超前的“立法者”角色的，注定是要失败的。

　　最典型的莫过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欧盟，对数据隐私过早、过度干预，导致本土互联网个人业务寸步难行。

　　1995 年年的欧盟《计算机数据保护法》，以一部法律摧毁了一个产业发展的希望。最后，不得不把自家市场拱手让给大洋彼岸的互联网巨头，反而失去了产业发展、市场培育的主动权。

　　2018 年欧盟出台了该法案的升级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打响了这轮全球反互联网产业的第一枪。然而，为之欢呼的反科技人士是否注意到，这一年全球互联网公司 30 强的名单里没有一家欧盟企业。此前也没有，此后也不会有。欧盟有的只是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丛生的 20 年。

　　抑制创新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本轮对互联网产业的打压从没有本土互联网产业的欧盟勃兴，也并非偶然。

　　新技术新产业会产生新问题，也孕育了问题解决的技术手段和市场方案。工业革命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是通过更先进的工业技术进步得到解决的。计算机的普及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科技水平，与之伴生的计算机病毒会曾让很多反科技人士寝食难安，但是随着相关产业链的发育成熟，病毒风险已经被消化于无形。

　　既然新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一种需求，那么市场机制就会孕育出相应的供给，这是必然会发生的，只需要给市场反应的时间和技术发展的空间。抑制创新、试图以去技术化的倒退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过去从未获得过成功，将来也不会。

　　这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的规律，只不过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总能成功制造和煽动恐慌的情绪。

　　互联网产业会不会带来新问题？当然会。但是和历史上的技术进步、产业革命一样，解决问题的方案总是在新产业中孕育。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反复实践得出的真理。

　　看不到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化铺平了道路，带来了当代最长的繁荣周期，是被恐慌的情绪一叶障目。至于今天全球经济发展遭遇的诸多问题，不能归过于互联网产业。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思潮和政策“求仁得仁”，自有可检讨之处，却不是指责互联网产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