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克伯格“自首” 说明了什么

面簿创办人扎克伯格周六（3月30日）发表声明指出，在最近备受争议的“有害内容”问题上，各方应该界定有害内容的标准，并要求有关公司创建系统，把有害内容减至最低。（法新社）

面簿创办人扎克伯格发表声明，坦承以面簿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无法通过自律来应对仇恨言论、假新闻、干预选举等引发社会冲突的有害内容，并呼吁各国政府制定新的全球性互联网管制法规。声明显示，社交媒体已经发展成其发明者所无法控制的“科学怪人”，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对比扎克伯格此前回避甚至否认欧美政府指控面簿散播有害内容的立场相比，声明无疑是积极的表现。但是，鉴于问题的复杂程度，如何有效防止社交媒体的祸害，相信还必须经历艰难且激烈的争论。

新西兰回教堂枪击案嫌凶利用面簿直播屠杀实况，相信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事件引发全球舆论的齐声谴责，迫使扎克伯格必须有所交代。就面簿散播有害内容的问题，欧盟和美国国会已经分别传召扎克伯格听证。欧盟正着手订立相关法律管制；澳大利亚本周就会提新法案，规定面簿等社交媒体必须迅速撤下“暴力”内容，若违令主管将面对监禁刑责；有意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一些候选人，也提出分拆面簿等“大到不能倒”的社交媒体集团。虽然这些发展表明，各界对于社交媒体的威胁已经逐渐形成共识，但如何有效应对，却不是一时三刻就能取得清晰的答案。

平心而论，社交媒体本身仅是个工具，有助于信息传播和动员联系，但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跟任何工具一样，可以被人拿来行善，也可以被人拿来作恶。社交媒体在推翻暴政方面曾经发挥关键性作用，比如2010年发轫于突尼斯，之后扩散到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同样的，2016年缅甸罗兴亚人面对的种族屠杀，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对其妖魔化开始的；美国官方调查则发现，2016年的总统选举确实有外国势力，通过社交媒体人为地制造对立分化，而影响了投票结果。

在其中立的工具性本质之外，社交媒体之所以威胁社会治理，也跟其背后企业的盈利模式有关。对于类似面簿等公司来说，不顾一切代价的扩张，吸引新用户到平台，利用各种手段让用户上瘾，浪费更多时间在平台上，才能够收取更多的广告收入。这一方面导致公司在营运手法上，倾向于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比如未经用户授权，擅自把他们的个人资料售卖给第三方牟利，侵犯了用户隐私；另一方面在面对舆论抨击时，因利益熏心而拒绝承认失误和做出改进，一直到新西兰回教堂杀戮事件发生，才迫使其面对现实。

社交媒体关系到信息的自由传播，因此管制社交媒体便涉及了言论自由这个敏感课题。扎克伯格在声明中间接承认，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对自由民主体制的伤害，恐怕比适度的管制言论更为严峻。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公权力介入，而又必须过滤有害的信息以免社会动乱，将使得把关的责任，落到只顾牟利的社交媒体公司手上。这当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所以，通过立法等方式订立相关的游戏规则，势在必行。

然而，尽管言论自由的基本理念不容辩驳，关于自由的尺度，却未必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共识。不同的历史经验、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都会产生不一样的言论自由标准。某个社会所允许的言论尺度，未必能为另一个社会所接受。因此，今后就算有了全球互联网管制法规，估计也难以硬性贯彻。个别国家或许有必要根据国情，订立符合自己需求的法律，来管制社交媒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当然，由作为被言论自由监督的对象，来实施对言论自由尺度的管制，其中的内在矛盾，必须由个别社会谋求妥协的办法。

无独有偶，政府昨天刚在国会提出一读的《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和《防止骚扰法令（修正）法案》，针对的都是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对社会和个人所造成的危害。扎克伯格的“自首”，在提醒我们立法之必要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审慎从事，在减少伤害和维护自由之间，探索两全其美的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