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中美贸易战的意外效果

就像在第二次特金会前夕舆论普遍乐观一样，稍早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政府各部门高级官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都对美中元首新的会晤及达成协议，传递了信心。

然而正当中国“两会”举行之际，美国政府微妙地调整了措辞。新的习特会延期举行的消息也不胫而走。

特朗普在对贸易磋商“很有信心”的同时，强调除非有一份“好的协议”，否则他不准备“完成”它。白宫顾问库德洛则以第二次特金会作类比提到，特朗普随时可能离开谈判桌。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也强调，双方尚未就元首峰会展开筹备工作或设定日期。两国同意必须取得重大进展，感到立场非常接近后，才安排新的特习会。但他认为，虽然（贸易磋商）比此前更近一步，但还没达到签约地步。

美国政府姿态变得更加审慎，可能是因为双方桌面下的事务级磋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遇到了阻力；也可能是因为特朗普政府认为，有必要在中国“两会”召开的时候，继续向中方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以争取最好的结果。

一般看法是，为了达成与美国有史以来最具实质性的大规模的贸易协议，北京必须在最高立法机构年度会议期间，凝聚共识，统一思想，赢得广泛支持，并获得授权。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对中美贸易磋商相关问题的反馈，比较有代表性，他一方面肯定了双方的贸易磋商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相信两国只要相互尊重，并致力于平等协商，任何难题最终都能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加大了在华为问题上对美国的批评力度。

将贸易和华为问题加以区分，以不同方式对待，可能是一种策略，即北京正在积极促成中美达成最终贸易协议，但华盛顿须以解除对华为的司法指控作为重要条件。

商务部副部长、中美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呼应了王毅，对贸易磋商前景感到“有希望”。

应该说，中美政府都拥有强劲的动力，推动达成一份对自身损失和害处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协议。

有消息称，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总统连任选举，特朗普希望他的贸易团队与中方伙伴加紧工作，尽快形成成果。

而从北京聚焦“全部取消相互加征关税”目标，以及已经公开或坊间流传的相关经济数据看，关税战可能深度影响了中国经济；而且，如果它持续下去，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风险，诱发“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双方通过紧密磋商形成“大交易”，签署“大协议”，在当前最紧张的贸易领域达成阶段性妥协，以便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创设一个缓冲区，是必由之路。两国都拖不起。前者影响的是一届总统任期，而对后者的影响恐怕要深广得多。

归根结底，决定贸易对抗前途的，是实力的较量。无论中美关系将会如何演进，无论愿意不愿意，在实力对决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之前，就贸易问题尽快取得成果，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当务之急，也是明智之举。

贸易战就是一个倒逼机制，将人逼到墙角，在生死关头作出抉择，当然就会“抓大放小”“抓主放次”。

它产生了超出其本身意义的意外效果，至少阐明了一个至理：维持经济发展，是任何政府稳定执政根基的头号职责。没有经济发展，一切宣教都变得空洞无效。一旦经济发展受困，什么主义都没有说服力。

意外效果之二是，在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基础上，沿着其蕴含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逻辑，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各阶层、中西特别是中美继续维系建设性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

深化改革开放的本质，是要对中国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40年，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国事实上正应主动沿着改革开放方向继续“深化”和前进、采取“结构性”举措，以有效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当然，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结构性改革”的另外一层意图，是要终结中国享受自由国际体系、中美关系友好期的“红利”，中断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利用国际体系的好处，并获得高新技术转让的便利，维护美国自身的科技优势、发展优势，增强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的实力。

中美贸易磋商的最大症结，就是基于两国的复杂博弈、在中方主要诉求“全部取消相互加征关税”和美方主要诉求“推进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并辅以有效的执行机制”之间，形成拉锯战局面。

如何在争取最大的执政利益和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最好的贸易关系”、在国家长期发展利益和短期技术性让步，进行微妙的取舍和抉择，并消除对方的束缚性、限制性要求，吸收合理、有用因素，以便在彼此战略竞争中培育己方优势，是摆在中美政府面前的真正挑战。